因为关注古籍整理与出版，故而在《但是还有书籍》第一季第一集看到北京中华书局俞国林老师时，我实在难掩心中的欢喜。所以第二季第一集首先出镜的南京图书馆老前辈沈燮元先生时，我窃怀感激，尤其是对《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工作的介绍，更能使观众想见彼时工作条件的不易。
纪录片中对这项工作的难点有一段旁白描述：
在没有电脑和互联网的时代，他们需要一一查核每张卡片的书名、卷数、作者、版本各项的著录是否正确。而每个图书馆上交的卡片规格和体例都不同，甚至还有很多信息有错漏，他们几乎只能凭借自身的学识和经验，进行“人肉”甄别。
其实最困难之处还不在于“没有电脑和互联网”，而是这项工作主要依赖于对各大图书馆卡片的汇编整理，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并不允许大家逐一取书覆核。而不能“目验”，也就导致版本鉴定上存在模糊之处，包括也存在“有目无书”的情况——特殊年代的“抄家”中被收缴“归公”的古籍图书，有些在拨乱反正之后得以发还原主，但是《善本书目》编纂部署开始较早，而图书馆的卡片信息每每不能实时更新，这些“退还书”就这样被列入了《善本书目》，乃至后来的《中国古籍总目》。
有了电脑和互联网以后，很多信息得以解决，例如不同图书馆的著录体式和信息错漏等问题，在经由图书馆网页和普查平台检索以后，读者可以轻易比对并作出初步判断。但电脑和互联网最大的方便，还是图像，尽管“下真迹一等”，但已足以解决大部分问题。沈燮元先生辑校整理黄丕烈《士礼居题跋》，其远迈前人之处，就是“目验”条件的满足，诚如纪录片中的介绍：
从清朝光绪年间开始，先后有几代学者搜集、整理过黄跋并汇编成书。但因为当时的条件限制，这些版本都并不完整，题跋也大多是请人代抄的，存在许多错漏。为了整理一个更详实准确的版本，沈燮元不仅重新校对了前人的黄跋集，纠正了旧辑本的不少讹误，还千方百计搜寻那些散落在各处、还未被发现的“黄跋”。从浩如烟海的书籍中搜寻黄跋的线索，向中外各地图书馆、博物馆、研究所和藏书家求取书影，工程量大得不可想象。每年，他都能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与资料。
尽管古籍整理未必以汇集便览为第一要义，原书可轻易获睹也并不妨碍古籍依然需要标点校勘，但是沈燮元先生的《士礼居题跋》整理工作，思路与意义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有异曲同工之雅，最大的进步则在于对“目验”的贯彻。具备相当水平的整理者，只要能将文献“尽收眼底”，就能最大程度上省去读者搜访翻检之劳。“书就希望它被看”，沈老的工作，让这些散落各处的文字，汇辑成“书”，即将传递到与书两相得益的读者眼前。
古籍具有其特殊性，不仅在于具体版本的存量相当有限，也在于具体版本的不同复本可能并非“千人一面”，因此版本调查总是古籍著录与整理不能缺略的一环，或者也可以用一个浪漫化的词语——“访书”来概括。沈燮元先生以人瑞之年，自不能舟车劳顿，是故往往“远程访书”，纪录片中呈现了沈老翻检群书拾得具体信息后，请工作人员发函向其他图书馆索取书影或托人拍摄、复印等的生动画面。其中甘苦，自不可与外人道，即使是搜集文献的过程，也没有纪录片呈现的这般轻易而且浪漫。以沈老的德望，向馆藏单位或个人藏家索取书影时，纵非有求必应，至少也能得到比较积极的反馈，饶是如此，《士礼居题跋》搜辑工作尚且旷日持久。若是后生小辈来做，恐怕遇到的困难要更多。
2021年12月，知网侵权案引起了公众对“知识垄断”的热烈讨论。此时，另一种针对“知识垄断”的控诉声音虽然喑哑了些，但也引起了山鸣谷应。国内公立图书馆对古籍不允许拍照的禁令以及价格高昂且附加种种限制的收费复制规定，还是引起了相当一部分读者的严重不满。自大疫流行以来，本就有些奢侈的“访书”更成了奢求，与此同时，互联网上本就方兴未艾的资源共享运动像是迎来了新的春天，势头一日大似一日。可是国内公藏机构却仿佛未闻天下有此事一般，几乎全程缺席了这次“升级”；本就烦琐的到馆阅览程序不仅毫无松动，甚至与各种近年陆续推出的“善本不出库”、“抄本不出库”等新政一道，给读者附加了更多的难题。这不禁让人疑惑：图书馆建设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这一问题其实并不难索解，因为纪录片的旁白已经给出放诸图书馆学界皆能受广泛认同的答案：
从重藏轻用，到藏以致用，再到资源共享，图书馆的功能在历史中不断更新迭代。今天，为更多读者服务的公共性，已成为现代图书馆的最大特征。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个体，都有权利阅读、学习、思考，探寻自己的精神之路。
这也就像纪录片第二季定档的口号“书就希望它被看”。
但是不得不承认，国内的公立图书馆建设依然、且恐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例如对于古籍的管理，图书馆依然“重藏轻用”，对古籍保护的强调本也是应有之义，即使是现代出版物，图书馆也希望读者妥善借阅，损坏需要赔偿。但是当古籍的文物性被无限强调，其实用性（也是其本质）却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可以说，在古籍保护与利用上，国内图书馆依然尚未走到“藏以致用”的境界，至于“资源共享”则更不必论。
相比毕竟冷门小众的古籍，或许纪录片后段关于在边远贫困地区设立图书馆的呈现，更能接近观众的生活，打动观众的心灵。其实国内曾经也有轰轰烈烈的“乡村图书馆”运动，官方更有推行“农家书屋”之举。然而所谓“农家书屋”乃至“社区图书馆”——尤其是带有官方背景的部分，在相对不发达地区，往往沦为形式。中小学建成了图书室或图书馆，村里也落成了农家书屋，一排排书架仿佛有鳞次栉比之势，架上的书远看也是琳琅满目，但却从来没有开放过。
除此之外，各种官私公益组织都有发起向欠发达地区学校捐赠物品的活动，最常见的是捐衣物和捐书。衣物有其实用性，是否适合于捐赠也容易判断。但是捐书是否合宜，利用率能多高，恐怕不易为言，尤其是捐赠者愿意捐出的书籍，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捐赠者看来已经“无用”，弃之并不可惜的书，也即如果以捐书作为欠发达地区建立图书馆的主要藏品来源，无疑并不能向读者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图书馆建设的成色，有时往往要看采购团队的专业素养，换句通俗易懂的话来说，必须要有“懂书的人”参与筹划该项工作。然而如今的书香社会建设往往注重解决有无的问题，而对优劣方面每每不加考虑，有些甚至只是门面工程，并不能起到图书馆“藏以致用”的功能。
因此，在打开纪录片的时候，我便在手机屏幕侧边看到了“看正片捐图书”的提示。对制片方和平台方的善意自然随喜赞叹。但是图书馆建设，也许从起初就应该考虑到更细致的问题，而不应将思考止于简单的门面建设和数量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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